社会参与有益于个人与社会融合，进而提升幸福感。论文运用CGSS2015年的数据，分析社会参与对青年幸福感的影响，并从社会融合论和社会资本论两种理论视角，探讨青年社会参与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之后发现:社会参与对青年幸福感的影响是通过交往关系信任程度产生的。其中，社团参与型活动有助于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弱关系信任，而强关系信任对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研究表明，在当代中国社会，跟着社会交往范围扩大，青年以个体化方式构建“生活交往圈”时，应将社会活动中形成的“边界”考虑进来，以获得幸福感等社会情感支持，从而由个体化走向社会融合。

  社会参与有利于提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融合。青年群体作为国家人力资本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幸福感关系国家的未来。改革开放40年来，由于中国逐渐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在此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个体化、原子化的生活形式，现代都市居民脱离了乡土社会中基于血缘和宗族的天然纽带，人与人的关系在本质上呈现疏离状态[1]。

  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完成的一项调查(2134人参与)显示，焦虑慢慢的变成了当下国人的一种生活常态—34%的受访者经常产生焦虑情绪，62.9%的人偶尔焦虑，只有0.8%的人表示从来就没焦虑过[2]。从中也反映出，当前青年的精神特质和集体焦虑，在某一些程度上是新时期青年社会心态和社会心理的一个表征[3]。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利益猛烈分化的时代，出现了贫富、收入的反差，人们的心灵世界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焦虑、紧张、不安等情绪和心态也由之而生，在当下的中国，焦虑呈现出泛化的态势[4]。在2017年国家颁布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国家将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作为十个重要的青年发展领域之一，并提出了八项具体的发展措施指导意见[5]。在当代社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一种结构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既体现在现代性不断深入背景下个体化不断加剧的趋势上，也体现在个体融入和介入社会渠道缺失上，如何借助社会参与这种形式重建集体生活，缩减人与人之间社会距离的“内在的屏障”，形成更好的群体生活和集体意识[6]，是亟待研究的现实和理论问题。

  对于青年而言，需要厘清一个问题:除了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融合，休闲时间的青年群体社会融合的渠道是什么?对处于原子化和个体化的青年来说，很容易因为脱离群体生活而影响其幸福感。在探索青年幸福感时，虽然已有研究多关注社会资本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在研究社会参与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时，社会融合视角多被忽视了。多数研究将社会参与界定为政治参与和组织参与，很少从交往对象和参与活动层面，考察不同社会参与活动对参与主体幸福感影响的差异性。

  鉴于此，论文从社会融合和社会资本两大理论视角，重点考察不同社会参与活动中，人与人建构的信任关系对青年幸福感的影响，并从两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在分析社会参与对青年幸福感的影响时，关注不同参与活动中的交往关系影响青年幸福感的异同。二是，从社会融合和社会资本角度，揭示社会参与对青年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幸福感被界定为人们所拥有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7]。以往研究幸福感影响因素存在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取向，个体主义多关注个人所拥有的社会人口因素(年龄、性别、心理素质等)对幸福感的影响，而结构主义则关注社会结构变量(婚姻状况、阶层归属、住房状况等)对幸福感的决定作用[8][9]。本文侧重于从社会融合论和社会资本论，分析社会参与对青年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分析社会参与对青年幸福感的影响属于社会融合理论范畴。社会融合理论源于涂尔干《自杀论》。社会融合是指个体与群体产生的内聚力，即个体对群体参与和认同的程度，以及群体成员之间相互信赖、相互支持的程度。在涂尔干看来，“社会的影响在我们身上引起同情和团结一致的感情，这些感情使我们和他人接近;正是社会在按它的形象塑造我们的同时使我们授受这些支配我们行为的宗教、政治和道德信仰......我们只有在与社会保持联系时才能坚持这些活动，反之，我们越是感到自己脱离了社会”[10]。可见，只有当个人融合社会机体，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得到周围的他人、社团、正式组织等认可、接受和容纳时，生活才有意义。反之，一个人没有融入社会和脱离社会，个体将会失去生活的意义。基于这个逻辑，可以推论个体越是融入于社会，越感到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其幸福感越强。

  自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领域开始关注社会融合、社会参与对幸福感的影响[11]。对此，学者在分析社会参与对青年幸福感影响时，通常会考虑亲朋交往型、社团组织型、网络参与型等维度，通过参与活动实现人际融合的程度来分析对幸福感的影响。普特南等学者，通过比较加拿大和美国的数据分析关系网络、社团参与、社会信任对幸福感的影响，发现两国居民的幸福感均具有非常明显的正向影响[12]。通过参与群体、感受群体氛围、群体交流和互动会直接影响社会成员对幸福的感受[13]。此外，在网络交往中的自我表露、自我呈现及人际关系的建立有助于个体获得社会支持，提高幸福感[14]。可见，社会参与是实现社会融合的重要方法。一方面，从宏观层面上，有助于增强集体意识，维护团结和增加凝聚力，突出社会融合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从微观个体层面上，通过社会参与活动，有助于个体主动积极融入群体，实现社会认同。

  基于此，本文将社会参与界定为青年人在休闲时间参与社会性因素的活动，包括社会网络。根据青年群体交往对象的关系距离及组织程度，将青年在真实的生活中的社会参与活动划分为比较亲密的亲属和朋友社交活动、参与陌生人组织的社团活动、个体活动三种类型。

  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来看，参与活动和互动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通过嵌入在人际网络里面的社会资本获得的。这种嵌入人际网络的社会资本由两种资源构成:一是情感性资源。个体能够最终靠与亲朋好友等较为亲密的人的互动获得情感上的支持[15]，这种情感性的资源可以大大降低个体在生活中的消极情绪，从而有助于提升幸福感水平。二是工具性资源。个体从所参与的社会组织、志愿团体等正式的社会网络中能获取工具性资源[16]，这一些信息有助于青年降低压力，进而提升幸福感水平。

  从公共性、组织性和社会交往而言，现代城市社会主要是通过趣缘活动使大家走到了一起，在交往互动中产生感情，在信任、互惠、互助基础之上形成新的朋友圈子和社会关系网络，使个人或团体能轻松的获得各种资源和支持，这种社会参与、信任对幸福感有影响[17]。如果社会参与能够最终靠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促进幸福感，那么，个人在参与活动过程中对他人的信任水平就会得到提升，进而改善人际关系的质量，反过来又提升和促进个人与他人之间的信任关系，通过建构这种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幸福感。基于这一逻辑，在探讨社会参与和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中，信任起到了中介作用。

  有研究认为，社会资本的普遍化互惠对青年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社会信任中的特殊信任因子、一般信任因子对青年幸福感具有非常明显影响，普通信任因子没有明显影响[18]。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信任机制主要是从嵌入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把握，强调个人行动与他人之间有着某种互动关系，从而对互动双方都能够产生某一些程度的信任关系。本文将个体通过与亲朋好友等较为亲密的人的互动获得情感上支持的信任称为强关系信任;个体参与的社会组织、社团活动参与的信任称为弱关系信任。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CGSS)2015年度调查数据。该调查是全国性、综合性社会调查项目，采用分层抽样方法，从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收集数据。本文的研究对象为青年群体，2017年4月，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以下简称“青年发展规划”)规定青年的年龄范围是14~35周岁[19]。本文将青年界定在18~35岁，有效样本量为2411人。其中，男性占52.6%，女性占47.4%;城市占69.2%，农村占30.8%;未婚占41.5%，已婚占58.5%;农业户口占56.0%，非农业户口占43.9%;小学占7.6%，初中占27.5%，高中占24.3%，大专及本科以上占40.4%;最小年龄18岁，最大年龄35岁，平均岁数27岁;不太幸福占19.6%，比较幸福占80.4%。

  对因变量幸福感的测量，在CGSS2015要求被访者回答问题:“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不是真的幸福?”该变量是由五点式量表(“很不幸福”到“非常幸福”)来测量主观幸福感，赋值为1到5。可作为连续变量处理，其平均得分是3.94。得分高于中等水准的定义为“比较幸福”，低于中等水准的定义为“不太幸福”。将因变量处理为二分变量，1表示“不太幸福”，0表示“比较幸福”。

  自变量包括社会参与类型和信任机制。一是，社会参与。在CGSS2015中询问了“过去一年，您是否常在空闲时间从事以下12项活动”。根据青年群体的特点本文选取了11项活动，即看电视或看碟、出去看电影、逛街购物、读书/报纸/杂志、参加文化活动、与不住在一起的亲戚聚会、与朋友聚会、在家听音乐、参加体育锻炼、观看体育比赛、上网等。见下表因子分析(表2所示)。根据是否参加活动分别赋值，“从不参与”活动则编码为0，否则编码为1。二是，信任机制。在CGSS2015中询问了13个关于社会信任的问题，在不直接涉及金钱利益的一般社会交往/接触中对13项信任，根据青年群体的特点本文主要选取了6项信任，即一起参加文娱、健身、进修等业余活动的人士，一起参加社会活动/公益活动的人士，交情不深的朋友/相识，亲戚，同事，老同学。信任程度“绝大多数不可信”到“绝大多数可信”分为5个等级。根据信任程度大致上可以分为弱关系信任和强关系信任。

  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收入、户口、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居住地区等人口特征变量。性别1表示男，0表示女;年龄按实际年龄计算;收入通过个人年收入做测量，由于该变量不符合正态分布的假设，收入进行了取对数处理;教育程度1表示小学，2表示初中，3表示高中，4表示大专及本科以上;户口1表示农业户口，0表示非农业户口;婚姻状况0表示未婚，1表示结婚;居住地区1表示城市，0表示农村。

  青年幸福感为二元变量，采用Logistical回归分析。首先，由于强关系信任和弱关系信任是直接合并加总处理成定距变量，故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不一样的参与活动与社会信任的关系。其次，将社会参与类型和信任机制同时纳入对青年幸福感的Logistical回归模型分析。

  本研究中从青年群体在空闲时间从事活动类型来测量社会融合渠道，通过亲友交往型、社团参与型和个体参与型等多种参与渠道，使得个人与社会建立联系，通过参加活动作为载体，培育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获取社会支持。根据表1能够准确的看出，青年人在闲暇时间参与活动最多的是上网活动占71.05%;其次是逛街购物占44.63%、与朋友聚会占30.91%、出去看电影占44.63%;最少的活动是参加文化活动占50.33%和观看体育比赛占68.48%。说明上网活动已经大量地占用了青年人闲暇时间。

  本研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数据来进行多次拟合。因子分析得出了三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表2所示)。第一个因子与“与不住在一起的亲戚聚会”“与朋友聚会”“逛街购物”“出去看电影”等问题相关，反映了被访者闲暇时间注重与比较亲密的亲戚、朋友的社交活动，本文将其命名为“亲友交往型”因子。第二个因子与“参加文化活动”“观看体育比赛”“参加体育锻炼”等问题紧密关联，反映了被访者闲暇时间参与陌生人组织的社团活动，本文将其命名为“社团参与型”因子;第三个因子与“看电视或看碟”“读书/报纸/杂志”“在家听音乐”“上网”等问题紧密关联，反映了被访者闲暇时间注重个体活动，本文将其命名为“个体参与型”因子;这三个因子均反映了青年群体闲暇参加各种活动的情况。前3个主成分已经解释了总方差52.123%。总体来说，这些因子得分越高，说明在闲暇时间参与社会活动越丰富;反之，则表示在闲暇时间越少参与社会活动。

  社会参与对青年群体幸福感的总效因，如表3所示，从模型1能够准确的看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对于青年群体主观幸福感而言，参与社团型活动对幸福感影响的可能性是不参与社团型的0.854倍。这说明在休闲时间参加社团组织型活动能够丰富青年人群体生活，进而增加个人与社会连接程度，通过参与活动增进陌生人之间互动和交流，培育信任，这种信任越广泛，幸福感越高，社会整合度越高。

  社会参与对弱关系信任和强关系信任的影响，如表4所示，将社会参与作为自变量，分为亲友交往型、社团参与型、个体参与型等，信任机制作为因变量，分为弱关系信任和强关系信任。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为，在控制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等变量之后，社团参与型与弱关系信任之间的非标准化系数为-0.095(p0.05)，且具有非常明显性。能够准确的看出，参与社团型活动有益于建构人与人之间弱关系，这种弱关系在活动中促进相互之间信任关系。

  社会活动参与、信任机制对青年群体幸福感的影响，从模型4来看，将社会参与类型和信任类型全部纳入总模型，观察综合效因。对于青年群体而言，强关系信任对幸福感影响的-0.170，p0.05;强关系信任对幸福感影响的可能性是弱关系信任的0.843倍。这说明虽然参与活动很广泛，但只有在参与活动中建构强关系信任对幸福感有影响。

  本文基于社会融合论和社会资本论两种理论视角，利用CGSS2015全国截面的调查数据，采用多种实证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了社会参与、信任类型对青年幸福感的影响，形成以下几点结论。

  社交网络站点平台是现代社会很重要的社交途径，尤其是虚拟空间的交往方式，丰富和拓展了交往的地区和时空界限，一个人可以自由穿梭在现实与虚拟的交往场域中参与不同活动，通过参与活动诱发人与人之间的熟识和信任关系的差异。但是，如果一个人经常沉迷在虚拟空间的游戏世界里，就会脱离与现实社会连接的纽带，这个社会越是为个人提供了极端自由的土壤，则个体化会慢慢的强，越会收缩到自己的世界里，越会用个体化理念建构自己日常生活，从而切断和现实社会发生关联的联系。这种个体化活动形式，对青年人格形塑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也对青年群体主观幸福感的获得是不利的。

  这个结论刚好验证了社团参与中仅有娱乐性团体参与对幸福感有影响[20]。也验证了Marshall的观点，他认为社会参与对幸福感有推动作用，能带来更高水平的幸福感以及生活品质、培养集体归属感、改善人际关系[21]。这是因为通过社会参与，个人得到社会群体的认同和支持，获得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从而增加社会凝聚力达到社会整合，促进集体意识的形成。这种集体感情之所以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是因为使每个人的意识体验到这种感情的力量在所有的人当中互相引起反应。因此，这种感情所达到的强度取决于共同感受到这种感情的个人意识的数量。这就是群体越大，群体中爆发出来的激情就可能越强烈的原因[22]。可见，社团活动参与通过趣缘组织吸纳个体，使其在组织化的参与活动中相互熟悉和认同。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已超越了传统以血缘和业缘为主的交往模式，即过去家庭—单位式的简单交往模式，慢慢的变多的趣缘组织开始涌现，吸纳分散在各个私人空间中的个人。这种趣缘组织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空间和地域区隔，形成了以趣缘为纽带的多样往圈子，拓宽了交往对象和交往空间。通过组织化形式定期开展活动，将分散的个体重新组织和管理，通过参与活动建构信任对象和信任关系，不再是过去仅局限单位组织的同事或家庭组织的亲人、朋友，开始扩展到以不同趣缘为主的、不同社会联系的和多样化的“社会性他人”。参与活动作为载体，通过参加各种活动扩大生活圈和介入社会，加强个人与社会之间连接纽带，在氛围中久之会生发出集体情感，这种情感不同于社会从外部强加和控制规范，而是内心真正依靠的行为规范，实现个人与群体整合。

  我国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社会关系相对封闭、稳定，社会阶层之间和地域之间的人口流动比较缓慢。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快速流动的“陌生人社会”。虽然交往范围不断多样化和丰富化，但个体化的思维方法却影响着每个人，使得内心比较孤单。在这种情况下，建构的弱关系信任很难产生内心的共识，只有强关系信任才是最主要的社会关系的黏合剂，发挥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凝聚力作用，成为重要的价值与资源。幸福感即人的主观感受和体验，同样离不开特殊的社会环境。幸福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即社会参与和社会融合。个人对社会的融入程度，通过参与社会活动融入了社会则幸福，融入和介入社会渠道缺失则较不幸福。

  彭定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博士后，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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