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际劝退过程中，我们的经验是随机应变、借力打力——如果小三有父母，就出动父母劝，因为老人家观念比较保守，通常都不赞成子女当小三；如果有工作单位，就出动领导或同事劝，虽然有些领导会认为不应该管员工私事，但一旦私事存在潜在危险，很难坐视不理。当然，如果这个小三没父母没工作，我们就会派小三劝退师成为他的朋友，然后假装无意间了解到他的个人情况后，再开始规劝。

  “小三劝退师”舒心的采访约了很久才成功，因为他实在太忙——忙意味着委托人众多，他带领整个团队穿梭在一座又一座城市间，劝退一个又一个小三。

  自打2001年5月他创立“维情工作室”以来，这个中国首家专门处理外遇小三的服务机构，劝退过全国各地的小三，男女比例，大概二八开。

  一个雨天的上午，《新民周刊》记者终于来到了舒心位于上海市长宁区的办公室——办公室一角放着两个行李箱，不知道他是刚出差回来，还是马上又要出差了。

  我有一个男性委托人，姑且就称他A先生吧。他来找我的时候很激动，因为他刚发现了自己视若掌上明珠的6岁女儿，不是自己的种。

  倒不是女儿和自己长得不像才发现的，而是女儿上课外辅导课，以前都是妻子接送，最近却是妻子的老板参与接送。这就让他产生怀疑了——老板是个年逾古稀的成功人士，家大业大，A先生的妻子在公司负责人事、公关等业务，算是老板的得力干将。A先生想不通，妻子的老板为何会来接送自己的女儿，所以就回家质问妻子。

  谁知，妻子直接和盘托出，女儿是她和老板生的。A先生顿时有五雷轰顶的感觉，他和妻子是在海外认识的，一起回来创业，30多岁才结婚，如今自己50多岁了，妻子也40多了……A先生的公司和妻子所在的企业有业务往来，拿下不少大单。在以前，A先生觉得这都是自己妻子能干，所以老板也相信他，把大单给了他。现在想想，原来是变相给女儿抚养费……

  在找到我们之前，A先生单枪匹马去找过妻子的老板兴师问罪。对方毕竟是湖，非但没有一点愧疚之意，反而直接给A先生提出两种解决方案：如果A先生无法原谅妻子，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离婚；如果A先生继续这段婚姻，老板愿意给一笔补偿费。

  看到老板如此理直气壮，A先生感觉自己很被动。他当然想到过离婚，但感觉自己帮别人白养了这么多年孩子，这口气咽不下。但若选择第二个方案，意味着他要帮别人养孩子，实在不甘心。

  这时的A先生，已经不去考虑戴绿帽的面子问题，而是自己公司、财产等许多实际问题。他又去和妻子谈判，希望妻子以女儿为筹码，让老板升她进入董事会，成为这家上市企业的股东。哪怕拿到5%的股权，也可以有上亿的资产。妻子一口回绝，认为这是A先生想要在将来离婚时多分财产的伏笔。妻子坦言，老板的孩子都在海外，自己不是和他出轨的第一个女人，也不是最后一个，所以才想到要生个孩子，稳固自己在老板心目中的地位。但她也不想破坏双方的婚姻，维持现状是最好的选择。

  两边都碰壁后，A先生才找到我们。我们帮他分析了一下，老板没有想要娶A先生妻子的意思，所以老板当初提出的第二个方案更加可行，关键是如何补偿。

  最终，我们代表A先生去和老板谈判，双方达成一份《非婚生子抚养协议》，这份抚养协议涉及八位数的金额，由A先生代管，用于小女儿的各种费用。而A先生公司和老板企业的关系、妻子的工作等都照旧。双方对外依然保持美满家庭的样子，毕竟枕边人才是最好的合伙人。

  在我的经验中，如果女小三有了孩子，劝退难度大幅度的增加；而如果男小三是个动了情的老光棍，难度直接翻倍。因为后者是直接奔着结婚去的，十分执着。

  这些男小三往往是涉事太太（家庭主妇居多）的身边人或者熟人，如果后者空虚寂寞冷，就有机可乘。

  我们曾经接触过这样一个委托人，他年过不惑，有自己的一个团队，平时经常出差。他的妻子B女士是个家庭主妇，夫妻感情很好。B女士把家里的老人、小孩都照顾得很好，让经常出差的丈夫没了后顾之忧。但她自己有时觉得很寂寞，就通过手机聊天结识了一个附近工厂产线的大龄单身工程师。

  两人在线聊天热火朝天，工程师给B女士买了一些小礼物，把她当作小女生一样宠爱。 B女士抵挡不住这样的浪漫追求，不久就和工程师去开了房。 这样一来二往，B女士不小心怀孕了。 工程师让她生下来，愿意和她重组家庭。 但B女士并没这个想法，毕竟工程师收入并不高，无法给她现在的物质生活。 工程师一听，B女士把自己当免费，就威胁要把两人的私密照片公布出来。

  这下，B女士直接清醒了，心想与其让工程师告发，不如直接向老公坦白。老公回来一听，B女士已经堕了胎，但工程师还是死缠烂打。更关键的是，B女士对老公说，你不帮我，我就只能寻死了。

  和所有男人一样，老公第一反应是不能接受老婆出轨怀孕，但一想到她这么多年在家当好贤内助，而且已经知错了，自己再婚也未必找得到一个合适顾家的，就选择原谅了B女士。所以，是老公来找到我们，提出帮B女士解决工程师这个男小三。毕竟，老公掌握经济大权，而我们的收费不是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可以hold住的。

  和刚才案例的老板不同，这个工程师是动了要和B女士结婚的念头，所以我们估计直接劝不可行。于是就找到了工程师的同事们，放出消息，说B女士的老公知道了他们的，准备要派人来找他麻烦。又找到了工程师的公司领导，让他也去劝一下。工程师自知B女士打掉了孩子，也不愿再见自己，干脆就辞了职。

  这次劝退过程听上去似乎很简单，其实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的劝退师们扮演不一样的角色，潜移默化去影响工程师身边的人，而身边的人再去劝工程师，实际做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在实际劝退过程中，我们的经验是随机应变、借力打力——如果小三有父母，就出动父母劝，因为老人家观念比较保守，通常都不赞成子女当小三；如果有工作单位，就出动领导或同事劝，虽然有些领导会认为不应该管员工私事，但一旦私事存在潜在危险，很难坐视不理。

  当然，如果这个小三没父母没工作，我们就会派小三劝退师成为他的朋友，然后假装无意间了解到他的个人情况后，再开始规劝。

  接近小三，让他说出自己的私事，这是一门技术活。我们有一次为了接近一个做P2P的男小三，恶补了好多相关知识，最终成功组团去接他，让他相信我们有一笔资金准备投资某个P2P项目。

  这次的委托人是一位年薪八位数的互联网创业者，之前妻子C女士和他在一个行业，生了两个孩子，在外界看来郎才女貌十分般配。等到P2P行业风起云涌的时候，C女士跳槽去了某家P2P公司，主要任务就是拉大客户，类似于银行的大客户经理。这是一份很有挑战的工作，拉来的资金可以提成，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拿下一个大客户，C女士的收入十分可观。

  有一次，醉酒的C女士和某位潜在大客户发生了关系，后者很快就投了钱。C女士似乎发现了拉单子的捷径。随后，她看到潜在大客户，就去“睡服”他，这一招屡试不爽。C女士也成为了这家P2P公司的明星销售。她发现，性贿赂在别的行业也很普遍，一些房产销售或是医药代表就是这样搞定业绩的。

  C女士并不感觉自己这样对不起丈夫，而是当作工作需要。当然，这一切都瞒着丈夫。有一位大客户刚离婚，不仅拜倒在C女士的石榴裙下，更看中C女士的能力，想要娶她为妻。这一次，C女士认为这个大客户很麻烦。

  和之前B女士不同的是，C女士是被迫交代的。有一次她又喝醉酒回家后，早有察觉的丈夫趁C女士熟睡的时候用她的指纹打开了手机，发现里面很多不堪入目的聊天记录，也明白了妻子赚钱的肮脏门道。

  丈夫质问C女士，后者干脆承认了一切，并表明了自己钱也赚够了，准备收心回来了。但首先要解决那个狂追自己的大客户。最终，C女士找到我们，希望挽救这段婚姻。

  经过综合考量，我们准备以P2P同行的身份去劝那位大客户。 但P2P对于普通小三劝退师而言是一个陌生领域，所以我们花了不少时间钻研。 一切准备就绪，就开始了我们的表演——

  我是这次劝退任务的主角，我联系到那位大客户，表示我的一个浙江亲戚有一笔钱想放进来。而且，我还谈了之所以有这笔钱，是因为浙江另一个P2P平台出了事。

  我线P平台也真的出了事，只不过放钱进去是我胡诌的。铺垫了那么多，就是想要让对方相信，我是有诚意的。很快，我们约好在外滩某个安静的地方见面。

  因为P2P的圈子其实很小，所以我在和他闲聊的时候，就把C女士的故事说了出来。这个大客户一下子就听明白了，直接举起茶杯对我说“兄弟，你说的就是我嘛！”我就和他摊了底牌。这个大客户知道家务事如果变成“网上喊话”那种，对于涉及的公司影响很大。我进一步劝他，现在国家并不十分支持P2P事业，万一C女士丈夫不依不饶，反而让你们成为众矢之的。这下，本来精虫上脑的他一下子清醒了，表示不再纠缠C女士。

  解决了大客户，我们又来劝C女士丈夫。他一直感觉自己老婆为了业绩和别人上床，实在难以接受。我反问这位丈夫：“你和我讲真话，这么多年你就无另外的女人？”这个丈夫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这份心结就这样解开了。

  我进入“小三劝退”这个行业，有些偶然。上世纪90年代，我曾在某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工作，接触了不少需要调解的婚姻案例。

  1980年新《婚姻法》通过。最引人注目的是，离婚的条件中明确写了这样一条：如果夫妻感情破裂，调解无效，准予离婚。相比此前适用的1950年的《婚姻法》，第一次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

  当“移情别恋”也能成为离婚的理由，全社会就开始关注“第三者插足”的问题。

  我平时喜欢写写东西，所以从1995年起，就开始担任《上海法治报》等多家报刊的特约记者和专栏作家，发表婚姻服务案例及非婚两性关系研究课题。

  报刊编辑部每周都会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往往就是咨询婚姻问题的。我还在栏目后面留了一个手机号，叫“舒心热线”，读者可以打电话和我直接沟通。

  我当年的第一个收费客户，是一位地产商的太太。因为老公到处开发楼盘等工作原因，她有时和老公分开居住。有一次她突然跑到老公的住处，发现冰箱里有女性敷脸的面膜、卫生间有女性的洗漱用品。一气之下，她就拿起家里电话打老公的手机，在电话里劈头盖脸质问老公，老公没解释就挂断了电话，后来干脆电话也不接，家都不回了。

  这个太太在家里很难过，正好看到《上海法治报》上我的专栏，拨打了热线，我就劝她。按照我的方法，她终于赢回了老公的心。她后来就来面谢我，硬塞了一个红包给我。我觉得解决婚姻危机这块很有市场需求，干脆从1998年开始下海创业。

  2001年，《婚姻法》再次得到了修订，我也在这一年创立了“维情工作室”。因我们收费不菲，所以来的委托人呈现“三高”特点：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这些委托人中，妻子找我们劝退女小三的大概占到八成，丈夫找我们劝退男小三的大概两成。

  20年来，我接触了很多委托人，最大的感受是，以前的委托人来咨询，实在不行就离婚；而现在的委托人来咨询，怎样都不愿离婚，不是说因为爱，而是因为离婚的损失太大。你想想，上海一套房子值多少钱？来找我们的委托人，很多都是家里有企业或者做生意的，除了房产还有别的资产，离婚涉及的财产分割金额不小。

  20年来，小三劝退业务越做越大。我现在领导的30多个小三劝退师，随时随地需要全国出差劝退小三。但我们不是什么单都接，比如分居很久、婚姻处于“三无”（无话、无性、无爱）状态，我们觉得这已经不是劝退小三就能挽救的婚姻了。

  我们收费也不便宜，委托人咨询费每小时3000-5000元；如果启动劝退小三方案，每天费用2万甚至更多。因我们可能是一个团队集体出差到某座城市，要接近小三，营造一个氛围，最终顺利劝退，这需要前期大量调研，并要每一位劝退师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让小三自愿退出。

  我要申明一下，我们劝退的小三都是那种对婚姻有危害的，说白了就是想“扶正”的小三。至于、二奶之类的，不是我们的劝退对象。在劝退过程中，我们不会威吓小三，更不会像有些自新闻媒体报道的“”小三，这是有悖职业道德的。

  至于如何接近小三，我们有的是办法。我们曾经派了一个小三劝退师，出差到当地，直接敲开了小三的家门。原来，小三所在住宅区二期楼盘第二天要开盘，我们的小三劝退师对她说，自己是来连夜排队买房的，附近没宾馆，想要客厅借住一晚。这个小区比较偏，周围的确没有宾馆，再加上我们的小三劝退师拎着行李箱，对于楼盘信息也很了解，所以小三就相信了她。很快，两人就像小姐妹一样聊天起来……

  我们的小三劝退师往往长相稳重、有点社会阅历，给人以信任感，说话也很中听。

  而且，被劝退的小三发现真相后，非但不恨我们，可能还会感激我们，因为我们帮TA找好了退路。比如我们曾经在某二线城市劝退一位卖保险的小三，帮她安排了某一线城市的保险业务员工作，收入提高了，也离开了原来的居住环境，这样不仅让她和原来的恋人（别人的老公）断干净，又开拓了新的事业版图。

  虽然出轨只有0和1的区别，偷腥是可能改不掉的恶习，但我开业20多年来，并没有遇到回头客。也就是说，那些找我劝退小三的委托人，没有再来找我劝退另一个小三。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让小两口认识到了婚姻经营的本质。

  一方面，现在的性观念比以前开放，有钱人或者所谓的成功人士面对的诱惑太多了。我接触过有些企业的年轻女性，相互打赌谁能睡到老板，在她们看来这是很好玩的事。而且一旦上了老板的床，自己就可以干活偷懒，或者得到加薪升职。这对于她们而言是一件很“划算”的事。

  另一方面，法律对于婚姻忠诚度是很难保证的。例如重婚罪，需要两个人连续六个月同居，并且在外人面前以夫妻自居才能定罪，现在社会很难取证。哪怕生了孩子，也未必是重婚罪。而且，现在婴儿出生，出生证明上的父亲一栏允许空缺，这也让很多非婚生子女有了身份。离婚时对于出轨方的过错认定也很难取证，即便有证据，财产分割也不会有太大的利好。

  所以，很多有钱家庭出现小三后，来找我们劝退的委托人仍然希望婚姻延续下去，因为这样自己的经济利益可以最大化。我们会找出一个“老婆不告、小三不闹、当事人不跳”的解决方案。第一次劝退成功之后，小两口往往会达成默契，没有必要为了小三而让婚姻伤筋动骨。偶尔一次原谅另一半的出轨，反而会让今后的婚姻更加牢固。

  而且，很多人都想穿了，婚姻除了性、繁衍后代，还有生活照料、事业发展和家族合作。近几年，有很多人默认“不吵不闹、不温不火、不离不弃”的生活，也有人实行“经济上AA制”、“情感上双轨制”，为了止损止亏，努力克制自己，维持婚姻家庭的现状。由此可见，在现代家庭中，即便出现了小三，也只是其中的一段风浪，婚姻的大船还要继续扬帆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