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李光洁、费启鸣主演的电视剧《我在未来等你》以豆瓣8.2分收官，费启鸣成功实现了网红到演员的转变。另一边七阿姨、玲爷、阿纯等网络红人拥有粉丝近千万，并成功实现流量变现。草根变红人，红人发展成IP，随着短视频创业风口的来临，人人都成了产品经理。

  而制作方便、动态内容、即时分享，社交性强的特点加速了短视频行业的发展。但作为新兴事物，由于缺乏规范性的指导，短视频的发展也面临着困境：一方面版权的授权费不断的攀升，成本逐步的提升，另一方面由于法律属性不明确使得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平台间的恶性竞争异常激烈。

  短视频的兴起离不开其短平快的特点，观看自由，推送频率高，内容又融合了技能分享、幽默搞怪、时尚潮流、社会热点等各种主题，极大地满足了不同受众的观看需求，深受各平台、粉丝及资本的亲睐。

  随着网红经济的兴起，今日头条、微博、快手、秒拍等平台邀请了一批优质的UGC内容创造者入驻，并给予特殊的比例的回报。

  尤其是2017年后，短视频领域开始步入白热化，内容制作者也从开始源于个人兴趣的小打小闹逐渐向PGC的专业运作转变。

  类型也更为丰富，包含短纪录片、网红IP型、草根恶搞型、情景短剧型、技能分享型、街头采访型、创意剪辑型，这些类型在微博、抖音、秒拍等平台都有体现，深受年轻用户喜欢。

  其中“一条”和“二更”是国内出现比较早的短视频制作团队，内容形式多以纪录片的形式呈现，因其制作精良，再加上其成功的渠道运营优先开启了短视频变现的商业模式，被各大资本争相追逐。

  另外网红IP型短视频成就了很多人的明星梦，知名度比较高的诸如papi酱、费启鸣、宋威龙……庞大的粉丝基数和用户粘性背后潜在的巨大的商业经济价值，是papi酱、费启鸣、宋威龙等人成功转型的基础。

  除此之外还有以快手为聚集地的草根恶搞型短视频，以套路砖家、陈翔六点半为代表的情景短剧，都凭借有趣的创意在网络得到普遍传播。而随着短视频热度逐步的提升，技能分享类短视频也得到一些特定群体的喜爱。

  街头采访是目前短视频的热门形式，制作流程简单、话题性强，深受都市年轻群体的喜爱。在抖音走红的“七阿姨”就属于街头采访。

  随着短视频行业的逐步发展，塑造了一种全新的亚文化景观，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

  自2016年以后，短视频市场迎来创业风口，互联网巨头开始纷纷布局短视频业务。今年短视频迎来爆发年，随视频行业加速重构融合，短视频行业的生态化逐渐凸显。

  数据显示，2018年6月短视频行业月独立设备数的同比增长率高达173.1%，在所有视频服务的细分类别中遥遥领先，而同期视频服务整体的月独立设备数同比增长率仅为17.8%。

  从触媒习惯来看，用户投入在短视频上的时间也保持一直增长的态势，单机单日有效使用时长已经从2017年第一季度的21.1分钟增长到2018年第二季度的33.1分钟。

  《短视频行业发展新情况与新特点》一文指出，在用户庞大、活跃度高的短视频平台，利用大数据计算精准投放的广告往往效果非常明显、回报丰厚。淘宝统计短视频商品的购买转化率比传统电商的图文模式高出20%；抖音2018全年广告收入估计达200亿元，其中半数是信息流广告。

  短视频正逐渐沦为抄袭的重灾区，层出不穷的短视频侵犯权利的行为成为目前短视频行业发展面临的一大问题。

  在未经许可的前提下，私自截取原作品的声音、画面重新编辑，或在一部较长的作品中截取片段，以短视频的形式重新上传，还有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剪辑拼接他人作品，形成新视频。

  在以娱乐和兴趣爱好为主的UGC阶段这样一些问题很少被注意，但随着资本大量涌入，短视频行业开始朝专业化运作过渡，这些乱象自然成了阻碍短视频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另外短视频法律属性的不明确是其发展中的另一困境，诸如电影解说、原画配音、鬼畜、游戏直播、吃播、美妆教学、生活纪实、电影剪辑这一些内容到底是对原作品的合理使用，还是侵犯权利的行为，在业界的争论很激烈，至今都没有统一的说法。

  金杜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何薇说“这种争论不单单是业内从业人员之间的争论，也是法律人士之间的争论。”

  而关于这些短视频到底属于哪一类，是影视作品亦或是录像制品，目前业依旧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而法律属性不明确正是目前段视频行业的困境之一。

  法律属性不明确加剧了维权的难度，因此导致的维权成本高、案件审理时间长则是短视频行业面临的又一困境。据何薇介绍，近5年有关侵权案件的两审平均审理期限都在6个月以上，相较于漫长的案件审理时间，1.5万元的平均判决赔偿额则显得微不足道。

  何薇也表示相对于原作品的制作成本和维权成本，这1.5万元的赔偿金真的是杯水车薪。“有谁愿意拿出几十万的成本来维权呢？”她道出了大多数被侵权方的无奈。

  短视频平台缺乏优秀品质的内容、监管环节薄弱正是阻碍短视频行业发展的“绊脚石”。

  任何一个新兴事物从发展到成熟都要经过三个阶段，短视频行业也不例外，第一个阶段大多数人都在跑马圈地，问题并不明显，而第二个阶段，随着竞争加剧，问题和矛盾逐渐暴露。第三个阶段则是宿醉后的清醒时刻，从业者开始反思。

  目前短视频行业的发展正处于二三阶段的交汇处。有必要进行反思后重新洗牌，形成一个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使短视频行业得以良性发展。

  事实上，短视频行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有其特性，但也不乏共性。几年前，网络音乐版权市场也遇到过类似的困境。当时网络技术快速的提升，网络音乐盗版现象十分严重，侵权的手段更是层出不穷。

  据何薇介绍，那时候在大家普遍的认知中，免费听歌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国际唱片业把中国的音乐版权市场视为音乐黑洞，当时的音乐版权市场可以说跟现在的短视频市场一样混乱。

  2015年，国家版权局发布了《关于责令网络音乐服务商暂停没有经过授权传播音乐作品的通知》，同时启动了专项的行动来打击侵犯权利的行为，音乐版权就此进入了正版化时代。“所有的人听歌都要付费了，平台就向权利人购买版权，就形成了腾讯音乐、阿里音乐、网易云音乐三足鼎立的局面。”

  同年9月，版权局要求避免独家授权，要推动网络音乐作品的转售权，阿里音乐、腾讯音乐、网易云音乐之间达成相互授权协议，网络音乐的版权大战终于划上了休止符。

  去年11月5号，音集协要求KTV渠道删除6000多部涉嫌侵权的作品，以实际行动践行“鼓励创作，鼓励传播”的保护原则。何薇说网络音乐市场之所以从最初的行业乱象达成协议，主动打击侵犯权利的行为，其实是源于行业自律和监管部门的监管作用。

  何薇也表示，相较于网络音乐版权问题，短视频行业遇到的挑战更为复杂。网络的便捷性、短视频法律属性不明，维权时间长、维权成本高都阻碍了短视频行业的良性发展。

  马晓明在《短视频行业的侵权问题研究》一文中指出，在国家版权局“剑网2018”行动中，短视频治理已经被列为重点工作之一。总结短视频侵权治理的两个核心点：一是滥用了通知删除规则；二是大量伪造了自媒体用户。

  首先应该重新定义“通知—删除”规则。被投诉方应当按照投诉要求定位侵权文件并将其从服务器中进行删除，而非仅仅删除链接。其次要全方面提高短视频平台的注意义务。比如赋予其事前审查义务，针对视频内容采取限制时长或关键词屏蔽等更严厉的审核措施等，谨慎适用避风港原则。

  同时应该全面落实视频上传用户更好的提供实名注册制度。对于不能提供实名注册信息等平台应当承担直接上传的侵权责任。对真正的自媒体用户上传的，权利人可以及时定位相应行为人，通过追责等方式从源头上打击盗版行为。

  马晓明认为短视频版权的保护对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与短视频的生产、营销环节同样重要，因为内容永远是包括短视频在内的中国文化产业的核心驱动。但在当下的短视频环境下，以UGC形式传播的盗版内容日益猖獗，同时，短视频平台方对此类侵权却持纵容的态度，并通过算法推荐的方式为平台谋取更多流量红利，当权利人对此提出异议时，平台方又以避风港原则规避自身责任。

  短视频侵权不断循环往复，对于付出了高额制作、采购成本的权利人而言，利益的减损终将导致内容创新源泉枯竭，长此以往，中国文化产业也会失去内容创新这一核心发展动力，盗版短视频不可能是永恒免费的午餐。在马晓明看来，无论是为了内容权利人权益的保护，还是着眼于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都一定要重视短视频版权的保护，短视频平台对于侵犯权利的行为要负起更高的责任，并在未履行相应义务时，承担侵权责任。

  目前这样一些问题都已浮出水面，有关部门也在积极采取相关措施。据何薇介绍，2017年的4月20号，最高法院颁布了《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最高法院强调了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完善诉中、诉前的权利。

  行业协会也在积极探讨更规范、合理的短视频生态环境，去年6月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召开了短视频生态法律实务研讨会，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特特别强调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实行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尽管段视频行业目前面临着诸多问题，有一点能确定：这样一些问题正在被关注，并尝试寻求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