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春节，在憧憬回家团聚的同时，一些年轻人也在为被长辈们“组团”催婚而困扰，有些甚至因此引发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前往医院寻求心理治疗。

  催婚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两代人怎样的心理动因？除了忍耐和冲突，有没有更好的解决之道？

  近日，新京报记者正常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心理治疗师贺琼，从心理学角度谈一谈催婚这件事。

  新京报：一到春节，令很多年轻人头疼的催婚问题就随之而来。在你的心理治疗室，受困于催婚的来访者多吗？哪些时间节点是高发期？

  贺琼：因为婚恋不顺而来的人群一直都有，他们不一定专门因为催婚而来，有的是因为家庭冲突、工作、经济等问题，再碰上父母催婚，他们就更加困扰了。

  这种冲突最容易发生在像春节这样的阖家团聚之时，或者父母和子女同住的时候。当物理距离拉近，婚恋是两代人必然会聊起的话题，两代人在婚恋价值观上不一样，如果家长过度干涉，双方很容易爆发矛盾。

  贺琼：男女来访者都有，但女性居多。从年龄段看，30岁左右是压力最大的时候。这跟生理年龄、社会时钟、两性情感表达的习惯等有关。

  女性同时面临生理年龄和社会时钟的压力。在老一辈看来，30岁左右是生育的黄金时期，往前推二十八九岁就应当结婚，二十六七岁就得谈恋爱。但现代女性的社会时钟可能与此相冲突，随着她们接受到更好的教育，研究生毕业一般就25岁左右了，在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同时，还要完成婚恋大事，确实是很难的。

  而男性更多面临的则是社会时钟的压力。此外，由于一些父母对男性的期待是三十而立，包括民间传统文化中，也有“男儿有泪不轻弹”等隐性要求，我国男性表达情绪不太能被接受，因而在被催婚、跟家人冲突时更多采取回避、沉默的方式，而相对来讲，女性被允许和鼓励表达情绪，不排斥与父母直接争论，不回避矛盾冲突。

  2月7日，河南商丘，夏邑县龙港湾第二届万人相亲联谊会举行，不少单身男女来到现场，找寻自己的有缘人。图/ICphoto

  贺琼：我们很难给催婚这件事贴标签，它并不是完全合理或不合理的，晚辈之所以反感，是由于很多家庭讨论子女婚恋话题时，采取的是一种不恰当且无效的沟通方式。

  譬如说，长辈对晚辈进行消极推断，认为孩子不结婚是不上心，又对孩子的婚恋问题过度干涉；而有的晚辈认为父母不能理解自己从而不主动沟通；还有的认为没到谈婚论嫁的程度……

  当然还有一些极端的情况，如过年时，一些平时不太走动的亲戚也对晚辈的婚恋问题进行评判、指点，甚至用命令式的口吻，这会令年轻人不适。长辈感觉自己有义务去规劝，有一种上位者的心理，而自我意识比较强的晚辈，认为双方的对话应该是平等的，婚恋是我的私事，不愿意被人询问。

  因此，当催与被催的两方无法互相理解并互相指责，甚至被否定和贬低，家庭关系的长期紧张会给双方都带来心理上的压力，甚至会引发抑郁、焦虑等情绪障碍，这就是催婚的负面影响。

  贺琼：这取决于催婚用的什么方式。我们做一件事都需要自主性和一定的控制感。出于自己的本心去做一件事，还是被外界带着指责、质问的态度要求去做，试想哪种会让我们更有动力？本来我是想做某件事的，但在被要求去做的情况下，自主性可能就下降了。

  新京报：以前会，现在好像不怎么催了，可能因为我很早就经济独立，自我意识很强，被催的时候会很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态度，让他们不要介入。你会发现很多国家没有催婚这一说，社会对个体的婚育没有要求，孩子独立后，家长也很少去干涉其隐私，更不会反复去催。

  贺琼：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我们是集体文化，农耕时代强调全村人互帮互助，当然也会互相干涉家务事。其实子女也会干涉父母的婚姻，譬如一个青少年也会在父母吵架的时候去劝架，不希望父母离婚，因为孩子也需要家庭的完整性带来的安全感。

  催婚可能还反映出大家庭和小家庭之间的矛盾。我们的文化中不太强调成年子女要和原生家庭“分化”的概念，更强调家庭的整体感。比如说，春节过年一定要回家；一些家庭里老人会要求和儿子同住，甚至不太在意儿媳的感受，这个小家庭很可能就会面临跟大家庭的冲突。

  有的父母反复用不当的方式催婚，可能是失去了对子女生活的确定感，反映出他们想和子女保持感情联结。你会发现其实孩子人生的每一步父母都希望参与，满足他们被重视、被需要的心理需求，比如孩子选什么专业、上什么学校、找什么工作……小的时候孩子听父母的，不太会发生冲突，脱离父母独立生活后，孩子需要更加多话语权，婚恋更是很私密的问题，就不希望父母干涉那么多。如果长辈还是以对待未成年人的方式来干涉晚辈，没有及时让位退出空间，冲突就出现了。

  2023年11月11日，杭州一场相亲大会上，单身男女青年们正在进行交流。图/ICphoto

  新京报：你反复提到沟通的问题。一些家庭恶性沟通久已有之，不论是孩子的婚恋还是其他话题，“家人之间无法好好对话”，为何会这样？

  贺琼：长期的恶性沟通循环，很多是家庭代际创伤。这里我们谈的家庭代际“创伤”限指家庭中的一些不良互动、养育模式，可能以一种跟上一代家庭“相似”或“相反”的方式来进行某种重复的命运轮回。比如家人之间争夺话语权、互相指责，或是“追与逃”模式，晚辈没有学到倾听、理解和妥协等良好的沟通方式，也缺乏改变意识，在建立小家庭后，也容易陷入这样的代际传递。

  这不光发生在找对象时，对未来经营亲密关系也有影响。比如多次见过原生家庭中的暴力行为，在今后组建家庭时，有的人会不自觉认同“施暴者”，受到压力刺激时，下意识也采用粗暴的方式对待伴侣；也有一些人会同情原生家庭中的“受害者”，害怕人际关系冲突，习惯当个老好人，对家人过度顺从，难以表达自己的需求，甚至回避进入亲密关系。

  更为常见的是，如果父母的婚姻不幸福，子女潜意识会对亲密关系存在消极预期，从而表现出对相亲或潜在发展对象的苛刻要求与不确定的标准，还有强烈改变伴侣的愿望等，最后导致自证预言。

  新京报：若孩子在原生家庭中缺乏良性的人际交往经验，长大后还能发展这部分能力，逃出恶性循环吗？

  贺琼：原生家庭只是给了我们一个初始人际交往的模板，并非一成不变。以前常说三观人格决定关系，现在的研究发现人格与关系是双向影响的，良好的人际关系也会改变人格。在上学之后，我们接触到家庭之外广阔的交往空间，有了同学、朋友、恋人等，是有自我重塑的可能性的。

  新京报：原生家庭的旧模式是否也能打破？年轻人更容易通过新的社会关系来自我重塑，而老一辈可能已没有那么多新的社会关系，他们改变的空间大吗？

  贺琼：如果父母有改变的意愿，可以互相理解。如果父母年龄大了，又受限于教育程度、生活环境，改变的可能性就小，可能更多的还是靠晚辈的自我觉察。晚辈尽量去理解父母的局限性，允许他们不变，努力靠自己去阻断原生家庭的负面循环。

  贺琼：正确的方式是建立一种互相共情的合作关系，而不是成为一种要求和被要求、过度干涉和反抗的对立关系。

  贺琼：首先是长辈退后留出空间，晚辈主动沟通长辈；其次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建立良好的沟通；最后是建立清晰边界，拒绝不合理要求。

  父母要先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子女找对象的过程一波三折是正常的。子女在开始找对象的时候，可以适当透露一些信息给父母，让他们看到你有心做这个事情，只是遇到一些实际困难，可能对方没有动心、自己缺少经验等，告诉他们自己在学习如何处理，让他们不用担心。

  沟通时可以采取“X+Y+Z”（具体情境X+对方的客观行为Y+自己的感受或需求Z）的“非暴力沟通”方式。比如父母可以说：“儿子你已经36岁，上次分手已经过去快3年（具体情境X），今天你回来告诉我仍然不接受去相亲（对方的客观行为Y），我们心里真的很着急，为你担心，担心你没能为自己创造机会认识潜在适合的对象，一个人生活很孤单（以“我”开头表达感受和情绪Z，具体点更好）。这种良好沟通的前提是双方都愿意以合作态度持续讨论矛盾话题。

  遇到无法就事论事的人，对方情绪上头说出伤人的话，此时无论他是谁，都要及时建立自我边界，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和对对方的要求。

  1月27日，安徽合肥，大蜀山森林公园一处“相亲角”人气满满，民众在众多“寻缘”相亲资料前驻足，或为自己或为子女朋友寻觅良缘。韩苏原 摄/ICphoto

  贺琼：除了生活方式在发生变化，不同年代、不同人群对于婚恋的观念也不一样。父母辈更要求婚姻的结构完整，如到了某个年龄就应该恋爱、结婚、生育，而婚姻的功能未必完善，比如夫妻是否恩爱、相处愉快；中青代更注重亲密关系的功能完善，认为在关系中的个人感受、彼此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更为重要。

  贺琼：用斯滕伯格的理论，真爱中包含了激情、亲密、承诺三个核心要素，婚姻就是对真爱的承诺之一，但是需要至少具备激情或亲密，才容易进入和维持婚姻。而要求激情和亲密都具备才结婚，则比较困难。

  新京报：在我们传统文化中，衡量婚姻时机的标准很看重年龄。如果从关系质量的角度看，什么才是进入婚姻的最佳时机？

  贺琼：婚姻的时机没有固定年龄段。研究发现，相比早婚早育，晚婚晚育群体中更多具备成熟的心智、经济更独立，其婚姻质量（满意度、持续时间）也更高，并且子女成就更高。这和常识也是符合的，自己越优秀，更倾向找优秀的伴侣，给孩子的教育环境也更好。

  新京报：这就出现一个矛盾，在强调个体遵循社会时钟的东亚社会，可能一个人发展到足够成熟的时候，身边已无那么多适龄的单身异性可以发展。

  贺琼：会有这个问题，这就要看每个人的婚恋观了，譬如是否接受对方离异或是有孩子等。你会发现有的人到最后并不在意这些，有的人最后找了跟自己择偶标准完全不同的伴侣，两人还相处得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