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是知识产权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知识产权所要求的非物质性、排他性、时间性、地域性等特征。专利权与著作权相比，最显著的区别体现在专利权需要经审查后依法定程序进行授予，这对专利权人的诉讼主体资格的取得要求更为严格。部分特殊专利权主体行使其权利会受到限制。我国《专利法》第十一条针对侵犯专利权行为规定了诸如制造、进口、许诺销售、销售、使用等具体的侵犯权利的行为方式。然而，现实是纷繁复杂的，法律规范不可能也无法穷尽各种情况。实践中，以上描述的专利侵犯权利的行为方式经常相互伴随、组合、叠加，同时还有诸如侵犯权利的行为人的数量、主观状态、侵犯权利的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的介入，使得案件更加错综复杂。为此，大掌柜以现行法律和法规和司法解释为基础，结合专利法第四次修订草案（送审稿）的内容和相关案例，专利侵权中4中特殊侵行为（共同侵权、间接侵权、群体侵权、再次侵权和重复侵权）等专利民事侵权纠纷中的几种特殊侵权类型进行全方位解析。以便大家在今后能从容自如的应对各种不法侵犯权利的行为。

  《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专利侵权判定审查指南》第105条进一步规定：“两人以上共同实施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行为，或者两人以上相互分工协作，共同实施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行为的，构成共同侵权。”对于共同侵权，有以下几个问题是需要注意。

  传统民法中关于共同侵权认定的主观说和客观说的分歧深深影响着对共同侵犯专利权行为的认定。我国司法实践中曾一度流行客观说，侵权产品流动过程中的相关参与者均可能被认定为共同侵权，如侵权产品的制造者、销售者、使用者即使缺乏共同侵权的主观故意，仍可能构成共同侵权并承担共同责任。然而，随着民法领域对于共同侵权认识的深入，共同侵权司法实践越来越倾向于采纳共同侵权主观说，即只有当数个侵权人主观上具有共同的过错时，才能够认定共同侵权。共同过错，包括主观故意和过失。

  专利法第十一条所规定的具体侵犯权利的行为方式之间天然地有着一定的关联性和层次性。具体来说，制造或进口的目的是为了销售和使用，制造或进口行为处于产业链的上游，许诺销售或销售行为是中间渠道，使用行为处于产业链的下游。由于专利领域具有这种与生俱来的特点，若采用“客观说”认定“共同”，势必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即只要是专利侵权案件大多数都可成为共同侵权案件，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然而，如果采用“主观说”，通过原告举证来证明侵犯权利的行为人之间的共同过错，法院依据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进而认定共同侵权以及连带责任，更具有客观性和可操作性。实践中，如果权利人想让多个侵犯权利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则应该由权利人通过证据（即证明共同过错的证据）来主张。

  同样基于这种特点，在实践中，共同侵权一般是指多个侵犯权利的行为人共同实施或分工协作实施同一种行为（即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侵犯权利的行为方式之一）。例如，如果行为人甲和乙一起实施了制造行为（即共同实施），则构成共同侵权；如果行为人甲和乙分工实施了上述制造行为（即分工协作实施），例如，甲负责制图、乙负责加工，则甲乙也构成共同侵权。

  在侵权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一般说来处于上游的侵犯权利的行为具有主动性，当上游侵权人与下游侵权人有共同的侵权故意时，二者应承担共同侵权责任。这就是说，数个行为人合意实施了具有上下游关系的数种侵权行为，也可构成共同侵犯专利权的行为。例如，行为人之间具有明确的分工合作，由部分侵权人制造侵犯他人发明专利权的产品后，部分侵权人销售该侵权产品，甚至划定了制造者与销售之间的利润分成模式。此时虽然制造者从事的是侵权产品的制造行为，销售者从事的侵权产品的销售行为，且无论是制造行为还是销售行为均可独立构成侵犯专利权的行为，但由于制造者与销售者之间具有共同侵权过错，故其构成共同侵权[2]。

  在（日本）组合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日本）庵原化学工业株式会社与江苏省激素研究所有限公司和江苏省激素研究所实验四厂专利侵权纠纷案中[3]，被告江苏省激素研究所有限公司负责研制被控侵权技术方案，被告江苏省激素研究所实验四厂负责实施被控侵权技术方案生产被控侵权产品，南京中院和江苏高院两审都认定两被告对生产、销售、许诺销售涉案侵权产品及使用涉案专利方法是具有合意的行为，共同侵犯了原告的专利权，应对其共同的侵权行为承担共同责任。

  下文中所讨论“再次侵权”和“重复侵权”的客体仅以专利权为例。简洁起见，文中定义了以下几个时间点：第一时间节点T1为前诉（或首次诉讼）起诉之日，第二时间点为T2前诉一审判决作出之日，第三时间节点T3为前诉生效判决之日。上述三个时间节点将时间轴分成四个区间，即，第一区间{T1（含）之前的两年}，第二区间{T1到T2}，第三区间{T2（含）到T3}以及第四区间{T3（含）至今}。

  送审稿首次提出了“重复侵权”的概念，将“重复侵权”定义为扰乱市场秩序的故意侵犯专利权的行为。从送审稿第六十条不难发现，相对于对“群体侵权”的规制，送审稿还特别赋予专利行政执法部门处以罚款的权力，这充分表明国家层面对重复侵犯权利的行为的关注和“关照”。作者觉得，之所以如此规制，主要是针对明知侵权却故意为之且屡教不改的恶意。

  现行法律和法规以及此次送审稿都没有进一步明确“重复侵权”的构成和界限。本文之所以提出“再次侵权”的概念，是希望能够通过“再次侵权”对比理解“重复侵权”的概念，进而尝试明晰它们各自的界限。

  广义上理解，“再次侵权”和“重复侵权”都是指同一行为人指针同一专利权再一次实施侵权。但由于侵权发生的时间节点不同，导致它们之间具有一定差别。如何区别“再次侵权”和“重复侵权”，重点是看：首次被控侵犯权利的行为是否被生效的法律文书认定为侵权。如果是，则为“重复侵权”；除此之外，皆为“再次”。结合上述区间设置来说，在第一区间、第二区间和第三区间内再一次实施侵权即为“再次侵权”，在第四区间内再一次实施侵权即为“重复侵权”。

  另外，从行为人主观状态来看，行为人在首次侵犯专利权时的主观状态可能是过失，也可能是故意，首次诉讼对此在所不问。然而，当行为人再一次侵犯同样的专利权时，则需要仔细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因为这必然的联系侵权行为人是否为恶意，以及最终的损害赔偿怎么样确定。对于“再次侵权”而言，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但对于“重复侵权”而言，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只能是故意，因为已经有生效的法律文件对其在前的侵犯权利的行为进行了认定和公示。

  在左文和与佛山市南海九龙优胜办公家具有限公司、穆超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中[8]，针对九龙优胜公司提出的“原告索取重复侵权的巨额赔偿属于恶意诉讼”的上诉理由，广东高院指出：退一步而言，由于（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512号民事判决审理的侵权纠纷发生在2013年之前，即使九龙优胜公司有证据证明其制造销售被诉产品给穆超的时间是2013年9月，九龙优胜公司的制造销售行为也构成了再次侵权，应承担对应的侵权责任。从此案能够准确的看出，广东高院亦提出了“再次侵权”的概念以区别于“重复侵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无论“再次侵权”还是“重复侵权”，经常会遇到重复起诉的问题。在再次侵权或重复侵权案件中，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是相同的或实质相同的，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很可能存在重叠，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也很可能存在重叠，因此“再次侵权”和“重复侵权”案件具有易发重复起诉的潜质。在实践中，权利人通常会将涉嫌侵权的销售者和制造者作为共同被告来起诉，如果销售者不在同一地域，有极大几率会出现多个诉讼的情况，这会导致制造者在某个时间段的侵犯权利的行为受到多个法院的审理，即出现重复审理的情况。一般来说，例如，如果在前诉中，前诉法院已对于侵犯权利的行为人在第一区间内的侵犯权利的行为进行了审理，在后诉中，如果后诉的侵犯权利的行为有部分落入到第一区间内，则对于落入第一区间内的侵犯权利的行为，后诉法院将不再重复审理。

  如果被控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法院会判决制造者立马停止制造、销售被控侵权产品。判决生效后，如果制造者再行制造、销售被控侵权产品，无疑会构成重复侵权；但是，如果制造者在判决生效前已将被控侵权产品销售给其它销售者，其它销售者在判决生效后接着来进行销售，专利权人还能否起诉制造者构成再次侵权？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广东雅洁五金有限公司与浙江科玛锁业有限公司外观设计专利权侵权纠纷案件中给出了答案。关于雅洁公司对科玛公司的诉讼是否构成重复诉讼问题。雅洁公司主张本案被诉侵权产品与北京高院判决所涉侵权产品不是同一批次的产品，其针对科玛公司的诉讼不属于重复诉讼。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综合本案现有证据来看，雅洁公司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一是从刘卫阳一审诉讼中提交的银利来五金销售单来看，能确定刘卫阳购进被诉侵权产品的时间是2009年12月4日，早于北京高院判决的2010年11月2日。二是本案被诉侵权产品的外包装和产品设计外观和产品型号与北京高院判决所涉侵权产品一致，至于两者之间有的颜色差别，与判断二者之间是不是为同一批次的产品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北京高院判决所涉侵权产品型号与本案被诉侵权产品型号一致，且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科玛公司承担侵权赔偿相应的责任所指向的侵权产品是科玛公司制造的这种型号、具有这样外观设计的产品，并没有特指是这一种颜色的产品，所以只要本案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销售时间早于北京高院判决的时间，就已为北京高院判决所涵盖。三是科玛公司在北京案件中不承认其制造了涉案侵权产品，而在本案中承认其制造了被诉侵权产品，这表明其服从北京高院判决，同时也是对其自身行为的纠正。北京高院判决已对其实施的侵犯权利的行为依法进行了制裁，本案的裁判与其在北京案件中是否认可被诉侵权产品系其制造无关。

  大掌柜认为，“再次侵权”和“重复侵权”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在此类案件中常常会出现重复起诉的问题。但重复起诉的构成要件相对苛刻，只要专利权人在诉讼前做好整体谋划和布局，适当区分开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并且差异化诉讼请求，就能够尽可能的防止出现重复起诉的情况。

  获得至少与损害相适应的赔偿是专利权人维权的重要目标。关于损害赔偿规定，主要是根据来自于《专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次修正）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二条。

  另外，此次送审稿加大了对专利权人的保护力度，不仅增加了法定赔偿额度，还针对故意侵犯专利权的行为针对性地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送审稿第六十八条第一和第二款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根据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对于故意侵犯专利权的行为，人民法院能够准确的通过侵犯权利的行为的情节、规模、损害后果等因素，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犯权利的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能够准确的通过专利权的类型、侵犯权利的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对于“再次侵权”和“重复侵权”案件而言，侵犯权利的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是确定赔偿额度的重要考量因素。如果此次送审稿能审议通过，是否“故意”将必然的联系到能否适用惩罚性赔偿，这对权利人和行为人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因此，如何认定“故意”将会成为众矢之的。

  重复侵权是典型的故意侵权，自不必多言。但对于在第二区间和第三区间内的再次侵权的行为人主观状态应如何考虑？作者觉得，除了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行为人“故意”之外，应该根据再次侵权所处的不同区间，客观地分析发生在不同区间内的侵犯权利的行为人的主观状态。

  大掌柜认为，如果再次侵权发生在第二区间，由于首次诉讼的一审判决并未确定侵权与否，且这种侵权诉讼经常伴随有对涉案专利的无效宣告请求，因此不确定性较大。此时，如果对被控侵权人苛以较重的注意义务，对被控侵权人是不公平的。作者觉得，除非专利权人有证据证明被控侵犯权利的行为人是故意侵权的，否则，应按照一般的侵权案件处理。实践中，权利人一般选择在产品销售旺季启动诉讼，而行为人在被诉之后，通常也不会马上将其产品下架或停产，而是利用提起无效宣告程序、和解谈判、另提诉讼等方式与权利人进行周旋。按照一般侵权案件处理的方式处理在第二区间内的再一次侵犯权利的行为，一方面能够限制权利人滥用专利权打压行为人，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无证据证明行为人故意侵权的情况下对行为人的再一次侵权给予相适应的惩罚。

  如果再次侵权发生在第三区间，此时首次诉讼的判决已认定侵权成立但未生效。虽然判决尚未生效，但已经过法院审理，且对相关事实进行了认定，行为人应该对其被控侵犯权利的行为和权利人的专利权有了深入了解，对其是否侵权有基本的预判，因此应该对其以后的行为谨慎为之。除非行为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行为具有合理性，诸如一审存在重大错误、涉案专利权已被宣告无效等，否则，应推定行为人对其再一次侵犯权利的行为是故意为之的。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在认定重复侵权上仍持有审慎态度。法院在认定重复侵权成立后，一般会综合考量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侵权性质和情节的严重程度等因素，给予相应的加重惩罚。

  选择何种方式或者策略进行维权，必然的联系到专利权人的合法利益能否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维权成本能否价值最大化以及维权效果能否最优化。只有清楚识别侵权类型、精准把握侵权特点，才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作出最有利的维权方案。

  现行法律和法规对于“群体侵权”的概念未有明确界定。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只要侵权主体在三个以上并且侵犯了同一专利权就构成了“群体侵权”，不论侵权主体之间是不是具有意思联络。

  另外，此次送审稿正式提出了“群体侵权”的概念。送审稿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对于故意侵犯专利权的行为，人民法院能够准确的通过侵犯权利的行为的情节、规模、损害后果等因素，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犯权利的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第六十条规定：“对群体侵权、重复侵权等扰乱市场秩序的故意侵犯专利权行为，专利行政部门可以依法查处，责令侵权人立马停止侵犯权利的行为，并可以没收侵权产品、专门用来制造侵权产品或使用侵权方法的零部件、工具、模具、设备等。对重复侵犯专利权的行为，专利行政部门可以处以罚款，非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非法经营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经营额或者非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下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可见，虽然送审稿将“群体侵权”定义为扰乱市场秩序的故意侵犯专利权的行为，但仍未对“群体侵权”的构成和范围进行明确。

  按照上述条文的规定，对于群体侵犯权利的行为，专利行政执法部门能够直接进行查处，法院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惩处。不难看出，国家层面已注意到实践中此类行为不仅仅给专利权人带来损害和无奈，其恶性程度已直接危害到了我国的专利管理秩序和市场秩序，因此，拟设规制不仅增加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还赋予专利行政执法部门相应的执法权利，旨在对此类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和惩处。若此条款审议通过，对于专利权人无疑是重大利好的。

  目前，关于群体侵权的司法判例较少，大多数案件都是专利行政执法部门牵头督办的案件。在网络上检索“群体侵权”或“群体性侵权”词条，能够找到很多关于此类案件的报道。比如，美国坦萨公司拥有“地栅和制造地栅的方法”等专利权，其在中国的独资企业坦萨土工合成材料（中国）有限公司拥有以上描述的专利在中国大陆的独占实施许可权。坦萨武汉公司在全国多地均发现了仿冒、侵权现象，部分企业擅自生产、销售相关专利产品，甚至公然参加国家重点工程的招投标项目，导致坦萨武汉公司产品销售量受到严重影响。为此，坦萨武汉公司请求武汉市知识产权局寻求专利行政执法的支持。武汉市知识产权局对坦萨武汉公司专利产品被侵权一事给予了高度关注，不仅作为重点案件报告国家和省知识产权局督办，而且将此案作为跨省协作案件，移送到相关省知识产权局处理。

  大掌柜认为，在当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双创”的大背景下，权利人在面对群体侵犯权利的行为时，应充分用好用活“双轨”保护模式，加强与地方专利管理部门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沟通，利用专利行政执法快速、经济、简便、专业的优势，以期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维权效果。

  间接侵权依赖于直接侵权。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间接侵权也是一种特殊的共同侵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了两种间接侵犯权利的行为，即，帮助行为——明知有关产品系专门用于实施专利的材料、设备、零部件、中间物等，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将该产品提供给他人实施了侵犯专利权的行为，权利人主张该提供者的行为属于侵权责任法第九条规定的帮助他人实施侵犯权利的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以及教唆行为——明知有关产品、方法被授予专利权，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积极诱导他人实施了侵犯专利权的行为，权利人主张该诱导者的行为属于侵权责任法第九条规定的教唆他人实施侵犯权利的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侵权责任法》第九条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犯权利的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可见，上述的帮助行为和教唆行为均应承担连带责任，但教唆、帮助行为却不以共同过错为构成要件，这也正是其区别于共同侵权之处。

  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一文中指出：“需要强调的是，间接侵权应当以直接侵权为前提，故条文表述为‘实施了’侵犯专利权的行为。但并不代表，在提起间接侵权诉讼之前必须存在认定直接侵权成立的裁判。此时，则面临是否将间接侵权人和直接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的问题，考虑到有几率存在直接侵权人已经被在先裁判认定的情况，人民法院能够准确的通过具体案情依法决定是不是作为共同被告，《解释二》未再赘述。但是，从实际操作看，无论是查明案件事实，还是连带责任的确定，乃至判决的执行，将直接侵权人和间接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效果可能更好。”

  由上可见，权利人如何证明“实施了”是至关重要的。权利人既可以将间接侵权人和直接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也可以单独起诉间接侵权人，但无论如何，都须证明“实施了”，即证明直接侵权人实施了侵权。这样，如果权利人将间接侵权人和直接侵权人列为共同被告，法院必然会对直接侵犯权利的行为人的侵犯权利的行为进行审理，这给予直接侵犯权利的行为人抗辩和答辩的机会。但是，如果权利人只诉间接侵权人，法院能否在不列直接侵权人为共同被告的情况下直接审理呢？大掌柜认为，除非法院已对直接侵权人的侵犯权利的行为作出了裁判，或者对涉及直接侵权人侵犯权利的行为的诉讼已立案受理或在审，否则应将直接侵权人列为共同被告；如若不然，则剥夺了直接侵权人的抗辩和答辩机会，这对于直接侵权人是极不公平的。

  在实践中，如果权利人和直接侵权人之间具有某种利益关系，例如直接侵权人是采购商，权利人是供应商，则权利人基于利益考虑一般不愿意将直接侵权人拉入到诉讼中。这势必会造成一种尴尬局面，即，间接侵犯权利的行为人可能因权利人的这种为难（即难以证明直接侵权人实施了侵权）而逍遥于法外。作者觉得，这种以“实施了”作为要件来认定间接侵权，从某一些程度上来说，可能会纵容部分的间接侵权行为。

  大掌柜建议，从强化对权利人保护的角度着眼，应放宽“间接侵权”的认定标准。只要权利人能够初步证明“实施了”是可能的、或者是具备实施条件的、或者是必然的，在间接侵权人只有少数反证的情况下，法院能结合具体案情，直接认定间接侵权成立。

  五、专利权处于共有状态，部分专利权人对侵权人单独提起诉讼，这时法院如何处理？

  专利权有几率存在与他人合作开发设计共同取得的情况，部分共有专利权人发现专利被侵权进而单独提起诉讼的，法院能否予以支持?笔者结合实务，梳理出以下三种处理模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权利人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主张的权利要求被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无效的，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权利人基于该无效权利要求的起诉。有证据证明宣告上述权利要求无效的决定被生效的行政判决撤销的，权利人可以另行起诉。该司法解释的精神在于，虽然诉讼中专利被宣告无效，但专利权人可能通过行政诉讼等其他救济方式恢复该项专利权，裁定驳回起诉相当于给予专利权人在恢复专利权后再次起诉的机会。

  参考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法院针对部分共同专利权人单独起诉作出驳回裁定，其实就是从给予专利权人再次诉讼权利的方面出发，其与裁定驳回专利被宣告无效的法律效果一致，即给予专利权人针对该专利侵权再次提起诉讼的机会。

  在实务操作当中，部分共有专利权人因怠于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未与其它共有专利权人就是否参与诉讼事宜进行妥善沟通并达成一致意见的，若法院依职权直接追加未明确表态参与诉讼的专利权人，无疑是培养“懒汉”原告。因此，部分裁判思维认为应结合参考专利权司法解释二第二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起诉，也就是对诉讼的实体问题暂不做处理，将部分共有专利权人是否参与诉讼的问题推回给原告处理，待其处理完毕后再次提起诉讼。

  告知原告需通知其他共有专利权人对是否参加诉讼予以表态。这种处理模式相对折衷，但鉴于存在即使原告通知其他共有专利权人而未获表态或未书面表态的可能，而原告往往没办法提供相关其它专利权人放弃参加诉讼的证明，因此这样的形式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对原告的诉讼维权增加了阻力。

  大掌柜认为，共有专利权虽是共有状态，但因专利权被侵犯而导致专利权人的损失并没有因共有状态而不同，部分专利权人以原告身份单独起诉，若直接裁定驳回起诉，可能会影响该专利权人及时阻止侵权人的侵犯权利的行为；而告知原告需通知其他共有专利权人表态是否参加，也有可能会出现因其他专利权人迟迟未表态而影响诉讼程序顺顺利利地进行的情况。

  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共有财产权受到他人侵害，部分共有权人起诉的，其他共有权人为共同诉讼人”，作者觉得由法院通知其它共有专利权人参加诉讼是其司法权力的合法行使，这对于专利权人维权的顺利进行也是比较可取的一种处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