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市民黄女士反映，她在一些报纸的广告中看到很多婚姻调查公司的信息，她想通过这类公司调查丈夫是否有外遇，但不知这类公司的可信度有多高，调查所得可否作为有效证据。

  根据黄女士提供的信息，记者从1月8日起，对长沙市内的一些婚姻调查公司做了明察暗访。

  记者从一张报纸的“分类广告”中找到“××调查公司”的联系方式，和公司一刘姓男子聊了起来。

  刘某：放心，我们不会给你带来麻烦。我们的员工经过了专门培训，熟悉跟踪调查技巧，能吃苦耐劳，他们可在一个地方整整守上一天。

  刘某：要看客户的具体实际的要求。通常晚上更忙一点。我们会安排好员工的上班时间和休息时间，绝不可能影响到调查的效率和质量。

  位于树木岭附近的“福尔摩斯”调查公司，自称是“有一年多经营资质”的专业公司。电话中，一持男低音的中年人与记者聊了起来。

  中年男子：这个不是问题。我们凭的是实力，讲的是信誉，收了客户的钱，一定让客户满意。

  记者：我想跟老婆离婚，但不想让她得到财产。我怀疑她有外遇。这种情况你们收多少？

  中年男子：一般是2500到3500元吧。最少也要2400元。考虑到我们调查的难度和风险成本，这个是最低价了。

  记者：如果10天内没有我需要的结果，而10天后她又跟别人接触，我的调查费不是白交了？

  中年男子：公司只有七八名员工，我们不可能长期盯在一个业务上。但我可以说，凭10天时间最起码能够查到她有没有外遇的迹象，如果有，我们会考虑适当延长调查时间，直到帮你弄到可靠证据为止。

  中年男子：我们会用数码相机、摄像机、录音笔甚至安装，从各方面取得物证，这样对你的诉讼将非常有利。

  实地探访位于河西枫林路的这家婚姻调查公司颇费了些周折。从1月8日至10日，记者几次电话约请见面，对方都以“业务忙”、“在外出差”、“抽不出时间”为由，要求“明天再说”。

  11日中午，记者终于获得“面谈”机会。在枫林路一家商店旁，记者与一叶姓中年男子“接上了头”。拐进路边一条小巷，眼前是一栋小高层住宅楼，一楼楼梯口旁挂着好几块“××公司”的牌子，却没见到这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的“××调查公司”。记者随叶某到了4楼公司“办公室”。

  这间约40平方米的房子相当简陋， 4张办公桌上堆着一些文件夹和报刊，墙壁上光秃秃的，并没挂着“营业执照”或“执业许可证”之类的东西。

  窗边位置上坐着一个50来岁的男子，叶某说他就是公司的赵老板。记者说明了来意：替女上司调查其丈夫是否有外遇。

  赵某打量了记者一番，表示完全能帮忙调查。“我们公司做了两年多，最讲究诚信。一些客户光顾后，还把我们介绍给熟人，现在我们的业务很繁忙。”赵某说，“我们的员工男的女的都有，我们一般安排两个人调查一项业务。他们在干这行之前，有的做过营销，有的做过司机。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必须懂得为客户保密，避免调查带来的安全风险。最好能够降低客户的后顾之忧。”

  赵某还透露：“我们给员工都买了保险，一宗单接下来，他们可获取20%至50%的提成，跑得勤快的员工一个月拿几千上万元没点问题。”

  记者问其调查的最终结果有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是否会惹来麻烦时，叶某和赵某一致表示：“从以往的业务来看，客户一般都达到了既定目标，公司也没有卷入纠纷。”记者最后以“需向老板请示”为由，与他们约定下次“谈谈具体怎么做”。

  昨日，针对暗访的几家婚姻调查公司情况，记者走访了湖南省工商局和长沙市工商局，在专门提供查询服务的“私营企业”电脑资料库里，输入以上几家公司的名称，却都无法搜寻到。

  湖南省工商局经济信息中心工作人员说，一家正规的公司一定要有足够的注册资本和相应的软硬件设施，像这种“将住宅楼改建成办公室”的私人调查公司，一般还没达到注册的标准，工商部门不会给其颁发相应证件或执照，他们私下承揽业务、收取费用的行为不符合政策规定。

  “这种调查往往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湖南君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罗建辉说，进行涉及公民隐私权的行为，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否则属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一般而言，任何机构和个人在获取别人的个人数据、信息时，必须事先经过批准且使用公正手段。

  罗建辉说，由于私人侦探并不具有国家法律所赋予的公开的、强制的手段，因此他们的行为属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而不是所谓“游离在法律边缘的特殊职业人”。私人侦探在调查活动中采取的跟踪、窃听、监视、窥探甚至打入被侦探对象的内部去获取证据的行为，往往容易侵犯别人的隐私权或者商业机密等合法权益。

  罗建辉认为，调查公司得到的照片等物证，若用于诉讼事件中，法庭正常情况下不会采纳。因为其不是执法机关，且采取的调查手段往往是建立在侵犯他人隐私权的基础上。但他同时表示，若在调查公司的协助下，当事受害方亲自在现场抓获证据，或在警方介入下获取证据，可在法庭中起到作用。

  湖南师大社会学教授陈文认为，此类婚姻调查公司因为不具备合法资质，其采取的调查行为本身涉及嫌疑违反法律，这必然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隐私权没办法得到有效保护，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家庭不稳定因素甚至破裂的危机系数上升等。

  罗建辉说，从现状看，各种变相的私人侦探公司及其从业人员因未经国家统一考核，工作方式也无法定程序，很容易扰乱社会秩序，滋生新的违法犯罪活动。

  记者就此采访了工商、公安等部门工作人员。他们表示，早在1993年，公安部就出台了《关于禁止“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任何形式的“民事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明令禁止的“业务”包括：受理民事、经济纠纷，追讨债务以及安全防范技术咨询、涉及个人隐私的调查等等。至于少数公司打着“商务调查”的幌子，实质上从事侦探、讨债等业务。由于没专门的职能部门来管理，商务调查公司鱼目混珠，从业人员缺乏专业培训、良莠不齐，而且收费标准不一、随意性大，调查手段不规范，甚至有侵犯人权、绑架犯罪之嫌。

  记者暗访获悉，长沙市目前有类似婚姻调查的“私人侦探公司”15至20家。如此多的调查公司，其“业务量”足以形成一个颇具“生命力”的供需市场。

  既然存在诸多弊端，为什么“私人侦探所”还能不断冒出？中南大学从事社会学研究的钟宏教授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我国在诉讼、判决的执行方面有一定的问题，效率欠佳。当事人在遇到此类麻烦特别是涉及隐私的婚姻调查时，往往转而求助于形形的调查公司，觉得更直接、更省心。

  钟教授认为，要避免或减少此类调查公司带来的系列社会问题，应从问题的根子上解决：“从目前的情况去看，我们应着手完善起诉和判决制度，加强判决后的执行力度。假如通过合法的途径能够处理问题，人们也不用花更多的钱找私人侦探所了。”

  而罗建辉律师则认为，从侦探行业发展的国际形势和社会需要来看，私人调查、侦探行业的存在和发展是大势所趋，目前存在的问题凸显了对这个行业的监管制度还不健全，建议我国立法机关加快立法步伐，用法律来引导和规范调查公司或私人侦探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