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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导师赵长江的这句话，让大众的视野，开始转向这个“冷门”行业。

  不过现实却与我们想象的不一样，2021年年底的一场官司，揭露出其背后隐藏的黑暗面。

  可就是这样一位“00”后，却在一年之内与商家打了近800场官司，并从中获利十几万元人民币。

  人民群众，面对着可以自由购买的商品市场，犹如久旱逢甘霖，纷纷拿出了最高的劲头进行购物。而消费者与商家的矛盾，也由此展开。

  不少商家面对自由市场之间的竞争，不仅没有抱定“质量取胜‘的念头，甚至还将黑手，伸向了商品的成本上。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国家经慎重的讨论后，在1993年10月31日，颁布了中国首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由此开启了我国第一条消费者维权的道路。

  可这就引起了部分“投机分子”的眼红，他们发现故意购买伪劣商品再维权，这其中带来的收益十分诱人，远超其本职工作带来的收入。

  于是，这些人就开始了以“打假维权”为生的事业道路，“职业打假人”由此产生。

  然而这种专职的打假生涯，却也使得打假的意义逐渐扭曲，“00”后陈之强便是走向歧途的一员。

  陈家并不是显赫人家，陈之强的父亲仅有小学文凭，靠着跑货车挣取微薄的工资。

  陈之强的母亲，更是没有读过什么书，只得留在家里照顾老小。这使得全家的重担，都落在了陈父的小货车上。

  可广东作为我国的经济、科技大省，其所需要的人才也是高水准的，各地的高学历人才都汇聚于此。

  自己若在一味地读下去，只会是浪费家庭资源，还不如将这些资源留给父母、家人，让他们生活过得更好一些。

  因为他先前曾有一个“律师梦”，所以陈之强在读书期间，看起了律师方面的书籍。

  但陈之强的心思，却始终没有离开过金钱，哪怕是在法律书籍中，陈之强也一直在寻找“生财之道”。

  在这个新闻中，一名男子购买了一个价值万元的商品，可在事后鉴定时，却发现这件商品竟然是假货。

  男子发现了自己被骗后，随即将商家告上了法庭，后经过法院的判决，该男子从中获赔十几万元。

  这个新闻的本意，其实是为了警告商户不要兜售假货，同时也鼓励消费者要善于使用法律武器进行维权。

  然而，这对于已钻入“钱眼”的陈之强而言，却从中嗅到了一丝商机，他想到自己可以通过打假，来获取暴利。

  一方面，他重点查看法律书籍中的消费者权益章节；另一方面，他也在网上搜集，打假维权的案件实例与判决书文件。

  根据我们的祖国的法律规定，未成年人是不得进行独立诉讼的。若要进行诉讼，则必须要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

  可他的父母，并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法律意识十分淡薄。上了法庭莫说诉讼成功，恐怕连完整地进行申诉，也是难事啊！

  这使得陈之强，只能继续“韬光养晦”，他必须得等到自己能独立诉讼时，才能正式开启打假之路。

  寻常玩乐的时间逐渐被压缩，同学们都倍感压力，一时间教室里可谓“风声鹤唳”。

  然而，陈之强却显得格外悠闲，他细细地盘算着成年的日子，每天都过得十分开心，丝毫没有压力。

  可陈之强面对父母的疑问，显得十分坦然，他大方地说出了自己要从事打假工作的想法，还与父母畅谈起这一行业的未来。

  眼见儿子又要步他们的后尘，老两口都不由得捏了一把汗，只得出言劝说儿子陈之强，还是以读书为重。

  他以自己将成年有权自主作决定为由，终止了与父母的对话，又继续投入到打假的研究工作中去了。

  在过完生日的第二天，陈之强就前往学校，为自己办理的休学手续。校方和同学对此都不感到震惊，因为大家都认为，陈之强肯定会走到这一步。

  办理完休学手续后，陈之强欢天喜地地走出了校园。他回家收拾了一番，随后就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打假之路。

  由于只是刚刚起步，陈之强并没有太多打假的本钱和经验，所以他将自己打假的第一步，“迈”到了徐闻县的一家小型农超。

  陈之强故作镇定地走入超市中，他假装是一名“纠结”的顾客，在超市中四处观望，超市老板见他还是位少年，也没有过于在意。

  可令老板没想到的是，陈之强此举，其实是在反复观察商品的售卖资质。他在一阵细致地搜索后，最终将目光放到了一块“老腊肉”上。

  原来，徐闻县作为一个偏远的小县城，当地大部分商户都缺少法律意识，这一点在农产品超市尤甚。

  这使得当地不少农超里的农家腊肉，几乎都是本地人腌制，就没有什么生产许可的说法，就别提保质期这一说了。

  而陈之强“盯”上的这块腊肉，显然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他看着已过期半年的腊肉标签，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可刚一走出农超，陈之强就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兴奋，他脑海中开始幻想，起诉成功时的巨大收益。

  他开始重新回忆，自己前几年看过的各类案例。若是一开始选择“私了”，那收益必然会高出许多，可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自己有很大的可能性遭受报复。

  而若是选择“公了”，那收益必然就没那么可观了。不过如此一来，自己则可以高举“公事公办”的口号，不仅能躲避报复，还能在朋友面前夸耀一番。

  如此想着，陈之强下定了“公了”的主意。他回到家里后，根据网络上的格式，就写下了一纸诉状，然后提着腊肉来到了当地法院。

  虽然先前早已在电视上看过很多次，可真正轮到自己真实的操作时，陈之强还是表现得十分紧张，他颤颤巍巍地将腊肉和诉状递了上去。

  谁知法院了解了情况后，很快就受理了陈之强的案件，这让他内心长舒了一口气，剩下的便只有等待了。

  与此同时，小县城的另一边，那家农超老板却莫名地收到一张法院传票。老板不清楚自己犯了什么法，内心打起了嘀咕，显得十分紧张。

  他赶忙询问法院传唤的工作人员，对方按照传票上的讯息，告知自己被起诉的原因是兜售过期商品，需要到法院与起诉人协商解决该问题，否则就要开庭审判。

  工作人员的话，让农超老板倍感诧异，经商这么多年，他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

  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若是购买到过期食品，能要求10倍的补偿；若是10倍补偿价格不足1000元，消费者可以直接要求1000元的赔偿。

  有了这一条法律做后盾，陈之强当场“狮子大开口”，直接要求老板赔偿1000元，才同意和解。

  这个数字直接让农超老板当场愣住，他很难来想象一位少年竟能如此大开口，让他一时间难以反应。

  过了一会儿，老板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后，当即一个劲地摇头。1000元，那可是自己小农超多天的利润，要一笔拿出让老板倍感肉疼。

  最终，在双方的各自让步下，赔偿金额协商为500元，农超老板当场支付了赔偿金，而陈之强也当场撤诉。

  他开始筹备起了下一场行动，甚至在内心中为自己定下“一年一千场”的远大目标，可见陈之强彻底钻入了钱眼之中。

  电商为了可以提高销量，往往会伴随一些“夸张言辞”。而这种行径，就正好落入了，陈之强这样的打假人手中。

  通过分析卖家的描述，陈之强购买了一些存在虚假宣传的商品，并以此进行起诉，从中获得了不菲的收益。

  有了一定收入后，陈之强开始扩大起自己的经营事物的规模。除了虚假宣传外，陈之强还瞄准那些没有合格证的、标签不齐全，甚至是过期的商品。

  “打假”的范围扩大后，陈之强的收入开始逐步的提升，这让他的胆子也渐渐大了起来。

  他将目光，逐渐转向那些没有进口报告的进口商品，或是价格高昂的“伪劣”商品。

  这些高价商品的“打假”，也使得他通过诉讼，获得的收益“水涨船高”。巅峰时期，陈之强还可以做到月入数万元，令人震惊。

  这一数字，占到了徐闻县一年诉讼量的三分之一，让他成为了徐闻县法院的“老相识”。

  除此之外，陈之强起诉的往往是一些网络电商。许多电商并不会远赴偏远的徐闻县来出席开庭。

  据陈之强自己的统计，800起案件中，愿意来徐闻县开庭的商家，仅有30位左右。

  也正是这为数不多的开庭，让徐闻县法官，意识到陈之强或许正在从事“恶意打假”，从而开启了对这位“打假少年”的调查。

  2021年12月27日，在陈之强又一次起诉“打假”时，徐闻县法院直接给陈之强，寄来了《民事裁定书》。

  随后，他还收到了徐闻县公安局的传唤。因涉嫌敲诈勒索，他被警方正式立案调查了。

  2022年3月14日，徐闻警方上门将19岁的陈之强带走调查，3月16日，徐闻县公安局出具拘留通知书。

  不过，面对警方的询问，陈之强仍如“煮熟的鸭子一般”嘴硬，他对采访的媒体说道：

  “我首先是消费的人，起诉是我的权利，应诉是商家的义务。叫商家去应诉的也是法院，不是我陈之强叫法院去开庭的。”

  显然，这位年轻的少年，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诚如徐闻县法院先前驳回陈之强“打假”的话语：

  “如果支持陈之强的索赔诉求，将会给社会造成错误的导向，导致该类诉讼泛滥，造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

  陈之强的这种“打假”行为，无形之中让社会风向向着极端方向发展，渐渐有些“矫枉过正”的味道。

  而这一次次的无用开庭，更是司法资源的浪费，仿佛整个徐闻县法院，就只为陈之强的“打假”收益服务一般。

  今年5月16日，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赵长江，带领团队开启了一项调研，一场专对于“职业打假人”影响的调查。

  “重庆某连锁超市一年被起诉933次.....有茶商一次被诉赔偿八九万元，最终关店。”

  如此的数据，让赵长江教授开始反思“职业打假人”存在的意义，这便有了文首的那一句：

  看到这里，很多人肯定会问，打假人真的会变成“恶龙”吗？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职业打假人”的身份是个人而非官方，他们的打假目的，必然会存在逐利性。

  早在2013年时，浙江《钱江晚报》就曾发文《杭州80余位职业打假人近5年获利超千万元》，披露了“职业打假圈子”的暴利性。

  在本文中，记者通过对“职业打假人”的采访，具体还原了打假人们“忙碌”的一天。

  他们会将手中搜集到的假货信息，进行汇总，并发送给自己手上的几位徒弟，让徒弟们去进行“打假维权”，自己则从中抽成30％。这俨然就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通过该文的变相宣传，浙江的“职业打假”日上喧嚣。到了2017年时，浙江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群体，在进行不一样的行业的“职业打假”，甚至其“打假技术”也在不断进步。

  “真假茅台，我只看包装，就基本判断得出；衣服料子，我手一摸就了解什么材质。”

  由此能够准确的看出，“职业打假人”确实已经向着专业化发展。可越是专业化的打假，就会使获利逐步登高。

  先前《半月谈》的记者，曾卧底某打假群，发现群中逐利性明确，不少人在展示打假成果时，往往都会炫耀一番获赔的额度。

  然而，打假其实最不该出现的就是逐利性，因为一旦生成逐利心态，那么就会出现“无所不用其极”的局面。

  根据目前受理的打假案件来看，全国上下的许多“职业打假人”，其实已不再真正的打假。

  毕竟随着电商法规的健全，加之商家的法律意识增强，能让打假人们钻的空子已经很少。

  他们会到超市中踩点，将一些临期商品藏在超市的其他货架，或是隐蔽的地方，然后等商品彻底过期后，就直接购买，最后再进行起诉。

  同时，这些打假人在起诉后，往往还会对商家进行不断恐吓，扬言如若不赔偿，就将事情“闹大”。这让不少小本生意者，实在苦不堪言。

  而除了商家外，打假人还会赖上行政机关，他们通关重复不断的起诉、行政复议，让行政机关疲惫不堪。

  这种行为，占用司法、社会资源不说，还逐渐让“打假”偏离了应有的意义轨道，向着违法的威胁敲诈而去。

  反观“职业打假人”本身，他们从中获取的东西也微乎其微。这里，我们仍以陈之强为例。

  他这一年800项起诉看似“壮观”，但其实真正能够胜诉的案件，仅有两百多件。

  这意味着，陈之强有近500起案件败诉，要自己承担500起案件的损失，还要支付相关的诉讼费用，可谓得不偿失。

  随着如今社会的“反职业打假”风气盛起，年轻的陈之强，未来显得有几分苍白，实在令人惋惜。

  而重庆高院，则在《关于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进行了具体规定：

  “明知商品或服务存在质量上的问题，而仍然购买的人，请求获得惩罚性赔偿的，因有违诚信原则，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法律，只会捍卫自持消费者身份的购买群体利益，至于那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打假人，则不受法律支持。

  正如上段所言，职业打假人的身份是个人，如果失去法律的支持，那么打假就失去获利的渠道了。

  这些限制法则的存在，使得“职业打假人”只能向着正道发展，如若还想靠着从中获利，那必然如陈之强一般走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