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须满足以下条件：

  根据第一款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是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侵害财产权益原则上不在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以内，《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三条关于“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遗骨等受到侵害，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的规定，与《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不冲突，应当作为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规则予以继续适用；至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坏”的情形因《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二款对此作了修正，则应当适用该条的规定，对有关特别物品的损害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依据《民法典》总则编有关民事权利一章的规定，人身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监护权等权利及相应利益。

  换言之，并非只要侵害他人人身权益被侵权人就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而只有“导致非常严重精神损害”才可以。一般而言，对于“严重”的认定，应当结合精神损害自身特性和现行司法解释进行理解。精神损害是不是达到严重程度，应视人格权益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对于侵害身体权、健康权的情形，在目前尚无新的针对性规定出台的情形下，仍可考虑借鉴当前司法实践中的主要做法，以达到伤残标准作为构成严重精神损害的主要是根据。原则上，只有达到伤残等级标准，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至于未达到伤残等级标准的，精神损害是否构成后果严重，则应视情况而定，从严把握。相比身体、健康被侵害导致伤残的情形，生命被侵害造成的恶劣影响更为显著，更有必要以精神损害赔偿方式抚慰有关人员因此遭受的精神痛苦。而关于精神性人格权益被侵害的情形，鉴于该类人格权益很难外化且存在个体差异性，因此，在确定是不是达到严重标准时，应考虑侵权人的主观状态、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和被侵权人的精神情况等具体情节加以判断。

  对此，有观点倾向于采用必然因果关系说。所谓必然因果关系，是指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如果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只有外在的、偶然的联系，就不能认定二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这种学说强调，为了正确地确定责任，应当区别原因和条件，原因是必然引起结果发生的因素，而条件只为结果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也即，只有在侵害行为造成了精神损害时，才能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此理由在于：（1）精神损害本身的无形性、内在性决定了其发生与否很难确认。事实上，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精神损害赔偿纠纷往往是多种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仅以侵害行为可能会引起精神损害为由，简单认定侵害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相应的责任，则可能对侵害人有失公允。（2）规定只有侵害行为与精神损害之间有必然因果关系才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可以严格限制《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适用的范围，减少滥讼行为并降低司法成本。目前司法实务中，侵权纠纷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慢慢的变多。这其中有不少属于侵害行为与所主张的精神损害没有必然联系的情况。如果允许被侵权人仅以侵害行为与精神损害后果之间有可能的联系为由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将诱导更多的被侵害人为谋取不法利益，随意提起诉讼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势必会导致司法资源的无谓消耗。（3）规定侵害行为与精神损害后果之间有必然因果关系能够大大减少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这一观点较有道理，基于精神损害本身的不可判断性和当前司法实践的现状，为防止精神损害赔偿可能的滥用，影响正常的行为自由和社会秩序，对于侵害行为与精神损害的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认定上应持谨慎从严的态度，依法准确判断侵害行为与精神损害后果之间是不是存在因果关系。

  被侵权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除了具备上述有关精神赔偿的适用条件外，还要根据具体侵犯权利的行为类型，适用过错责任的情形要以侵权人有过错为要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则不再强调侵权人的过错。但在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侵害特定物品的精神损害赔偿时，要以侵权人有“故意和重大过失”为限，侵权人仅有“一般过错”则不能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但在符合相应侵犯权利的行为构成要件的情况下要依法承担其他的侵权责任，比如物质损害赔偿相应的责任等。此外，被侵权人主张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相应的责任的，应按照相应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承担对应的举证责任，就《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而言，其应当就此物品属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和侵权人有故意和重大过失等要件承担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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